10同时气论亦具有普遍意义，代表了人类认识的共有形态。

通过总结五四以来文化历史环境之变迁，指点中华文化变革的新命。儒家崇尚道德可溯源于《尚书·尧典》之克明俊德，后发展为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。

如果传统历史演进的格局不变，天下文化观将会继续下去。如果人臣在职，与国君不过是师友关系。第二，贺先生试图通过借鉴西方伦理思想对五伦三纲作出新评价：先秦的五伦说注重人对人的关系，而西汉的三纲说则将人对人的关系转变为人对理、人对位分、人对常德的单方面的绝对的关系。在鸦片战争之前，除了文明水平低得多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外，华夏文明并未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对手，夷夏之辨也一直是主流文化观。【13】 贺麟先生根据柏拉图理念论与康德绝对道德律令思想，新解三纲五伦之真义，认为三纲以及三纲说以后的五伦，将相对的人伦关系发展为绝对的道德义务即所谓常德，认为这种绝对道德义务正是出于主体的道德自律。

13李存山：《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》，第221-222页。从西周开始，以民为本成为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。[41]虽云时为大，但能够认识时并因时损益礼教者皆为主体，故对时的强调在礼教世界中为主体保留了空间。

[77]在其看来，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归复此心的光明，其境界即是大人，大人亦是所有人的原初状态。礼不必皆出于人，至如无人，天地之礼自然而有，何假于人？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，人顺之而已，此所以为礼也。[66] （明）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》，沈芝盈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11页。[11]契嵩谓：彼孔氏者以迹其教化而目之也，吾本其道真而言之也。

[4] ［日］沟口雄三：《中国的冲击》，王瑞根译，孙歌校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11年，第132页。[58] 尤淑君：《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：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》，台北：政治大学历史学系，2006年，第301页。

陆九渊则主张学苟知本，六经皆我注脚[48]，经典的神圣性消解在自我主体的彰显中。[81] 余英时：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》，第200页。所谓名教，所谓礼教，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[5]。礼废乐坏逾二千载，学者求礼于外，先圣特曰复，所以针二千载之膏肓，发人心之所自有。

[83][84] （明）王艮：《王心斋全集》，陈祝生等点校，南京：江苏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64，74页。李觏认为礼囊括了所有政治文化制度与道德伦理原则，乐刑政一于礼。主体化倾向与民众化相联系，因为主体化意味着经典的权威地位的下降，而这又以唐代以来世家大族的没落作为前提[60]。张载将礼抬高至形上维度的同时，又尤其注重现实中礼教之实行，其任官之处大多得以移风易俗，如：其在云岩，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，每以月吉具酒食，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，亲为劝酬，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，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。

盖教化行而民心得，而后法制可举也。这与禅宗崛起的背景十分相似。

但其所说的人事主要针对于礼之文，并非包含着礼之本的作为整体的礼教。近代以来，礼教成为众矢之的，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糟粕的集中体现，例如陈独秀认为三纲之根本义，阶级制度是也。

其论先王礼制时亦云：义之所在，非由外铄，根诸人心，达之天下[49]，认为礼义本诸人心，但这样也表现出忽视节文的弊端，正如顾炎武所说：南渡以后，二陆起于金溪，其说以德性为宗，学者便其易，群然趋之，而于制度文为一切鄙为末事。[74] （宋）朱熹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1册，第896页。[20]太虚是生化万物的宇宙本体，礼之太一则指礼之本。天理在中而着见于人事，人事在外而根于中。[20] （宋）卫湜：《礼记集说》第58卷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18册，台北：商务印书馆，1983年，第216页。见《鲁迅全集》第2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2年，第140页。

而随着朱学的定于一尊，后学末流中逐渐表现出僵化的趋势。王阳明即是对此作自觉探讨的思想家。

[72] 殷慧、寻梦依：《宋代礼制变化与理学兴起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21年第2期，第27-37页。见陈寅恪：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203-204页。

[42]在天为理，在人为性，性在具有至善性的同时又带有个体的气质，故程颐云：才说性时，便已不是性也。国家机器与名教的规范作用在唐代得以复苏，而礼义与礼仪割裂的问题为盛唐的光辉所遮掩，但随着唐末国家的衰微、世族的崩溃以及佛老的盛行，此一问题在宋初空前严重起来。

朱熹继承二程之学说而扩大之，并补其不足。如‘蛾子时术之，亦不改，只作蚕蛾子，云：如蚕种之生，循环不息。世人作伪得惯，连父母之丧亦用此术，以为守礼，可叹也已。无端礼乐纷纷议，谁与青天扫旧尘？[59]所谓扫旧尘，所指无非破除旧臣之旧说，赞成新帝之新论。

[53][54] （明）王守仁：《王阳明全集》，第284，126页。[82] 高攀龙认为姚江之弊，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，究而任心而废学，于是乎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轻，而士鲜实悟。

在朱熹等人的努力下，礼教的民众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落实[73]。正如有学者论述的：程朱学乡里经世的实践，在宋代曾经达到高峰，至明初沉潜下来，明中期经世之风的再起，等于是把这个曾经沉潜不彰的传统重新复活。

这种‘泛化王学论在明史研究中常常见到，它不利于历史丰富性的探索。司马光亦致力于恢复礼教，他认为：天子之职莫大于礼，……何谓礼？纪纲是也。

魏晋时期，名教礼教互称，玄学家表现出反名教的倾向，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[2]。在主体化和民众化方面，阳明讨论得比朱熹更为深入，一方面满街皆是圣人，广泛的民间礼教实践以及民众化的发展，证明了阳明礼教思想的现实指向。[44][45] （宋）朱熹：《朱子全书》第17册，第2942，2877-2878页。情之恶者则是良知受到了遮蔽。

受阳明的影响，人情论在明代中晚期礼教思想中颇为盛行[56]。如杨国荣曾指出：天理实际上是作为外在的绝对命令而宰制主体的行为。

阳明后学虽有良知现成等思想，但亦十分注重民间的礼教实践。李觏提出庶人丧祭皆有其礼[62]，《政和五礼新仪》中对庶人礼进行规定，更是其集中体现。

黄宗羲认为：泰州之后，其人多能以赤手缚龙蛇，传至颜钧、何心隐一派，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。[11] （宋）智圆：《闲居编》，《卐续藏经》第101册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3年，第110页。